[17]前种观点见汪燕：《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司法救济研究》，《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9期。
（四）事实信息的提供（告知）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中的信息提供，一般来说属于告知的行为。比如，某省交通厅承诺在全省所有高速公路上，交通部门将免费牵引发生故障的车辆。
[36]这三个例子都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的行为，并不是行政承诺，因为它们面对的不是个案。例如，主管机关于11月21日通知商店于下月1日停止营业。这些现状展示了一幅承诺之海的图景。未型式化行政行为是指不具有确定的拘束力的行政行为，即拘束意思和规范的范围不明确。3.社会认知的程度 在社会认知方面，对行政承诺的认知存在很大的混乱（从本文列举的多起实例可以看出），以至于行政承诺的功能无法作为行政目的的手段充分施展。
此即所谓型式化行政行为与未型式化行政行为的问题。抽象行政行为是抽象、普通的规制，行政处分是具体（或抽象）、个别的规制。基于近代以后国家百年积弱以及帝国主义半殖民统治的深刻体验，同时也面临着国家统合的历史课题，我国现行宪法难免在一定程度以及许多方面上蕴含了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
换言之，某种法秩序如欲不失去其效力，必限于其有实效。[20]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张德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0月30日)。参见张莉：《当代法国公法——制度、学说与判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39]国内对此已有诸多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可参见范进学：宪法在中国实施何以艰难?，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7期。
申言之，我国宪法的实施之所以存在倾斜性结构形态，原因自然是复杂多样的，但从制度性的要素来分析，与宪法实施的方式、即过程意义上的实施形态亦不无关系。[10]关于法律实效性的判断标准是一个颇为困难的话题，尽管近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讨论，但仍莫衷一是。
最后的部分是宪法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部分，共3个条文(第136-138条)。[49]中国共产党在其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中即指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林来梵，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42]这也是当前政治宪法学批评规范主义宪法理论的主要论据之一。
该部分共有79个条款(第57-135条)，是宪法文本中条文最多的部分(占条文总量一半以上)，也是实施得较好的部分，但如刚入根据前述的判断标准加以判断，还是会发现，大致有10个涉及国家权力机关之权限、国家司法机关职权之独立性的条款，可纳入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的范畴，其中的第62条、67条、第99条、第104条、第125条和第136条，可视为部分性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条款。然而如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宪法的实施状况则受到颇多的负面评价。[34]参见张鹏：《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研究》，2014年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博士论文，2014年3月送审稿，第34页。[38]在控制行政权力方面，无论是近代的法国行政法还是德国行政法都区分了一般法律与行政法规，尽管一般立法不能被审查，但是行政法规却在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
尽管法律的合宪性是立法机关的自我审查加以实现的，但立法机关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尽力在字面上与精神上符合宪法的要求。[5]施米特有关非常状态的论述，可参见(德)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以下。
曾几何时，就出现了一些改革措施先是突破了宪法条文、事后再通过修改宪法来解决其与宪法规范相抵牾的现象，学术界所谓良性违宪之说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14]这里所言的国家主义，主要指的是各种国家优位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乃至国家至上主义的倾向。
[8]关于宪法规范的虚无主义，其实就是宪法规范准据上的虚无主义。上述各条款的内容与实施状况，可简明图示如下： 说明：表格中楷体所示的条款，可理解为属于部分性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条款。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不论已然得到实施的那些宪法条款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就这种宪法实施的规范分布结构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主义的价值倾向。应该说，这是宪法文本中实施得较好的部分，这不仅得益于其内容与国家统治秩序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同时也因为其本身即属于柔性的指导性规范，为此不仅易受重视，也便于得到实施。[11]例外的不多，主要有第35条的基本政治自由条款、第36条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第40条的通信自由和秘密等。总之，在19世纪，大部分国家的宪法实施主要是立法机关通过积极的立法去贯彻宪法中的立宪主义原理，尤其是宪法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与此同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则合力限制脱胎于君主权力的行政权，建立起了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的机制。
其中，序言第十三段中就明确宣明：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立法法》实施14年以来，在实践中，却从未出现过特定国家机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审查要求的个案，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审查建议的件数，也大大低于人们的期待与想象，据内部人员新近的一份研究透露，自2008年到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收到各类审查建议只有361件，其中以公民个人名义提出的有335件，占其中92.8%，[30] 其间，每年平均仅达数十件。
[36] 参见林来梵：中国的‘违宪审查：特色及生成实态——从三个有关用语的变化策略来看，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32]而之所以还有类似的后继者出现，乃是提请者出于想借助这一合法途径使得自己的诉求获得公众关注这一策略性的考虑而已，并未真正寄望宪法实施监督机关能够给予有效的回应。
与此不同，就我国目前的情形来看，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在规范意义上也拥有相当广泛的重要权力，但长期以来在现实政治中，则一向采取了一种可谓自我谦抑主义的政治立场，以致宪法中所规定的一些涉及其重要职权的条款本身，即属于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对此，我们姑且可用一个术语对其描述，即部分性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
[7]在我国宪法制定或修改之际，往往会形成全民讨论宪法草案以及学习宪法文本的热潮，五四宪法制定时如此，八二宪法修改时亦复如是。如果更进一步分析的话，则不难发现，宪法实施的这种结构倾斜性，其实也 反映了其价值倾向上的结构倾斜性。[16]当前论述并尝试构建违宪审查制度论著不可胜数，举起要者，如王振民：《中国宪法审查制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违宪审查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莫纪宏：《违宪审查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林来梵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首先，我们可将宪法序言也纳入分析范围，这是因为在构成该部分的13个自然段之中，除了前面6个自然段基本上属于事实命题的叙事之外，后面7个自然段则多属于规范性命题构成的，具有一定的规范性。
这本来属于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创新，并曾被寄予强烈的期望。多次以著名学者带头联名所提出的、并在公众舆论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审查建议，同样也面对了这样的命运。
根据施托莱斯在《德国公法史》中的描述，在19世纪早期，德国面临的历史课题是把旧等级社会改造成公民社会、使干预正当化和废除特权的杠杆，它的目标方向不是反立法，而首先是反封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的不是宪法和宪法司法审判，而只需要有一个积极活跃的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基本权利的政治要求。[48]参见林来梵：转型时期的宪法与宪政，载《财经》2013年10月，15周年纪念专号，第22-23页。
[12] 总之，由于基本权利的保障往往高度依赖于具有实效性的权利救济制度，而当下中国这种机制则尚付阙如，[13] 为此，本章18个基本权利条款均可纳入有待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之范畴。[47]关于这一点，另可参见林来梵：互惠正义：第四次修宪的规范精神，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36-39页。
[44]比如何永红：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第18-27页;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60-172页;翟志勇：英国不成文宪法的观念流变——兼论不成文宪法概念在我国的误用，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第86页以下。换言之，在转型期宪法完成其转型之前，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这种原本的规范属性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妨可理解为主要是一种政权合法性认定书。关键词: 宪法实施;转型期宪法;宪法实施监督;违宪审查制度 一、引言 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在于将纸面上的法(law in Books)变成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行宪法并非完全没有得到实施，相反，其中大部分条款实际上已得到较好的实施，只有少部分条款有待于得到有效实施，具体而言，总共相当于32个条款(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加上另外31个条文)，如以145个条款(宪法序言7个自然段加上宪法本文138条)作为分析基数，仅约占宪法文本整体的22%左右。其中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42] 当然，我国宪法之所以形成了上述的那种实施形态，还有一种潜在的原因，即可能肇源于某种规则隐微术。[31]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字。
[26] 如果从上述宪法实施的历史类型学角度反观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不难发现，就目前我国宪法的实施形态而言，与其说它已然跻身于现代宪法之列，毋宁说较为接近于欧陆国家的近代宪法。但另一方面，自现行宪法颁行之后，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也有所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受动审查和主动审查两种方式，[27]以致许多学者均将其视为一种违宪审查制度。
